武昌黄鹤楼下，户部巷北边不远，一条青石小路，武昌都府堤41号就坐落其间，这是1927年毛泽东在武汉的旧居， 这栋晚清民居式建筑见证了毛泽东与杨开慧度过的一段非常难得的家庭时光，也是他们革命家庭最后的团聚时光。 在武汉期间，毛泽东的工作异常忙碌，白天在外奔波，晚上的时间用来写作。杨开慧总是陪伴到深夜，一盏煤油灯擦得格外明亮。每当毛泽东写好文稿，开慧就帮助誊写校对。 “正是在杨开慧的全力配合下，仅用4天，毛泽东就完成2万余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下面我们主要从这份报告的写作背景、主要内容和重要意义展开解读。

1926年下半年，随着国共两党共同领导的北伐大革命的进军，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发展起来，前方湖南农民为北伐军担任侦探、向导、运输、通讯等任务，后方农民协会又大力发展组织，开展打倒贪官污吏，铲除土豪劣绅的农村大革命。 1927年1月，湖南全省有七十多个县组织了农民协会，会员增至二百多万人，直接领导的群众达一千万人，约占全省农民总数的一半。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招到国民党右派和封建地主豪绅的诋毁和破坏，也招到了共产党右倾错误领导的怀疑和责难。为了回击和驳斥党内党外的这种声音， 1927年1月4日到2月5日，毛泽东来到当时农民运动发展最为迅猛的湖南考察，在32天里，他步行700多公里，来到湘乡、衡山、湘潭、醴陵和长沙五县的运动情况，他广泛接触和访问群众，召开各种类型的调查会，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完成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这份报告用大量的事例就八个问题对农民运动进行了阐述，说明了农民运动的主要目的、运动的方法、运动采取的军事手段和经济手段等。

下面我们就从文章的部分论述中来感受这篇文章的魅力。

第一，充分估计了农民和农民运动在中国革命中的伟大作用。

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

从这段论述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农民运动的高度认可。在建党初期，一批走在前列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都坚信工人阶级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主力军，所以共产党的活动都集中在领导工人运动。农民这个群体根本没有受到重视。当年中国的总人口4.4亿，农民人口就占到3亿多。在封建制度下，大多数农民普遍受到地主豪绅的剥削，极为贫困。 拿地租租额来说,长沙“最高十分之七,普通十分之五” ；湘潭“佃农所得占收获十分之三，田主所得占十分之七”;湘乡的封建剥削更严重。

正所谓压迫越深，反抗就更猛烈。 毛泽东正是关注到这个群体，并意识到这个群体潜藏的巨大能量，才肯定了农民和农民运动在中国革命中的伟大作用。

第二，论证了建立农民政权和组织农民武装的必要性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决不能打倒绅权。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 从这种激昂凌厉的文字中可以感受到毛泽东对于农民武装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这也坚定了共产党要取得胜利必须靠武装斗争的决心。

第三，分析农民中的各个阶级，肯定贫农是农民中的革命先锋。

在文章中，毛泽东特别对中国农民的各个阶层的经济状况及革命态度作了分析。他指出，富农的态度始终是消极的；中农的态度是游移的，但革命形势高涨时，他们也可参加革命，对他们应该争取和团结；贫农是“个人是革命的主要力量”。毛泽东特别分析道：贫农由于经济上“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因而不怕失掉什么，他们最听共产党的领导，毫不迟疑地向土豪劣绅营垒进攻，是农民协会的中坚、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成就革命的大元勋。由上述这一系列分析，毛泽东得出的结论是必须依靠贫农来完成民主革命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的发表，正是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失败的时期，很多共产党员遭到国民党的杀害，党内对于发展方向较为迷茫的时候。 而毛泽东关于农民运动的论述，它在革命的紧急关头，像一盏穿透迷雾的指路明灯，为革命的胜利发展进一步指明了方向，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报告》中所体现的相信和支持群众、引导群众前进的思想，以及发扬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对于我们昂扬奋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对于我们当代青年来说，在这篇文章里，我们看到了毛泽东的勇气和魄力，在当时中共党内投降主义气氛浓厚的情况下，他无所畏惧，直抒己见，热情地讴歌农民运动。他的胆略和气魄让人钦佩。这种坚持独立思考、实事求是、追求真理的精神，正需要我们当代青年在实干中去继承和发扬。